贺卫方教授不赞成再审引发争议

贺卫方：按法理建议维护终审判决

再审的决定已经做出，但再审究竟应不应该，成为连日来网上争论的焦点。著名法学家贺卫方教授就成为反面意见的代表，他认为，“未见滇高院审判的程序缺陷或腐败因素；虽有抗诉等审监程序，仍以维持滇高院终审判决效力为宜。”在被问到再审合不合法的时候，贺卫方则称“符合现行法律，不合法理”。

贺卫方所谓的法理，大概是指“一事不再理”原则。所谓“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大陆法系的一项基本诉讼原则。此原则的出发点，是一个案件终审后国家的处罚权已经耗尽，已经形成了“既判力”。如果终审的判决轻易被改动，则会对法律的权威构成动摇，也会大大增加整个国家的司法诉讼成本。所以贺卫方认为，尽管此案判死缓是不妥，但并非“畸轻”，而且未见到云南高院审判有程序缺陷或者腐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维护终审（即二审）的判决效力。

贺卫方的说法本身就违反法理

“一事不再理”原则确实很重要，但在如今，人们对刑事审判的真实性不再像以前那样迷信，为了纠正司法错误，“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各国都受到了再审制度的限制。再审制度虽然确实存在滥用的可能性，但毕竟是立法时确定的已经确定的制度。岂能说绕过就绕过？

正如贺卫方学生何兵教授所说：“按依我国刑诉法最高检可以抗诉，本院可以再审，最高法可以提审或指令再审。贺教授莫非欲借此案废除死刑，然后一并废止刑诉法再审制度？再审制度确实问题大，但依贺教授法理，这是立法而非司法责任。”

按贺卫方一贯注重程序正义和法理的原则，轻易以“恶法”为“非法”殊为不妥。更何况，在如今的中国，再审制度虽有缺陷不少，是不是恶法还要两说。

是“民意干扰判决”摧毁法律公信力吗？

在贺卫方的微博中，他还对一位网友“民意太多地干扰判决，最终结果只能是更进一步地摧毁法律的公信力。”的留言表示感慨，显然他赞同这个判断。

确实，民意有干扰判决的可能，但在当今社会，首先让司法不能独立的岂会是“民意”和“舆论”？民众对药家鑫案、李昌奎案的过度关心，不是明摆着来自对司法公信力的担忧吗？司法公信力不是被民意所摧毁的——恰恰相反，民意是鉴别司法机关是否具有公信力的度量衡。因此，将民意评论司法说成是摧毁司法公信力，就完全搞错了导致司法公信力缺失的因果关系。

因此，民众的焦虑源自于对司法不公的担心，再审程序对于消解民众的焦虑是很有必要的。

辽宁黑老大刘涌因再审被“斩立决”

改判的前景未必明朗

在2002年，曾有过一起让举国关注的再审案件，即辽宁“黑老大”刘涌的死刑案。辽宁高院终审判决刘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引起全国舆论大哗，于是最高院发起再审，认为原判决中所说的刑讯逼供等不成立，对刘涌所犯故意伤害罪的量刑予以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予纠正，最终改判死刑，立即执行。

但李昌奎的案子却有所不同，这并非由最高法提起再审，也并非最高检进行了抗诉，而是云南高院自行作出再审决定，在再审决定书中陈述的两条理由，一是被害人家属提出申诉，二是检察院提出的检察建议，虽然“量刑偏轻”可能就是云南高院再审的理由，但毕竟没有明确写出来——可以说，在再审决定书上，法院自己是否认为此案存在错误，是只字不提的。

而云南高院对于此案到底什么态度呢？从两位副院长的回应来看，他们始终认为此案的审理是“认真审慎的，按程序进行的，合法的”，此案也“没有什么黑幕”，“李昌奎家住农村，家庭经济困难，更没有什么‘背景’，还被害人的钱都很困难，更不可能来行贿法官，法官是在其裁量权范围内来审判的。”“10年之后再看这个案子，也许很多人就会有新的想法”、“我们现在顶了这么大的压力，但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从这种极力维护二审判决的表现来看，不见得再审就会有所改观。毕竟，再审的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也就是原来这些人组成。该案前景如何，恐怕还很不好说。…[详细]…[详细]

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希望再审的判决书不要那么语焉不详

不管再审的判决结果如何，我们希望，至少判决书在陈述判决理由时不要那么语焉不详。对比本案一审、二审的判决书我们就发现，两审对事实和罪刑的认定完全一样，也同样认定了自首情节，但一个判死刑立即执行、一个却判死缓，理由是什么却完全没有呈现。…[详细]

须知当今世界,尽管还存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分野,但有一点却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即十分强调法官在判决书中充分阐述判决理由。正如法国法律学者迪德所指出的：“法院不只是做判决而已，他们还必须解释其判决,解释的目的是在说明判决的正确理由如何……以证明它不是武断的看法，能使当事人心服口服于法官的权威或威信，因为法官的判决是一个合理的陈述，必须有充分的理由，而且显示出判决理由的相关的或逻辑的结构。”

反观我国，正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如何运用的、刑事判决到底是基于什么理由，民众了解的非常少。这样的判决，民众如何能够信服呢？再审李昌奎案，希望能做个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