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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18日，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特殊案件，来自江西的小保姆余萍状告主人周志原、林雪梅夫妻，称他们向其借卵后成功生育儿子，而后又剥夺其与孩子相处的权利。要求法庭认定其借卵者身份，并要求以母亲的身份探望孩子。由于这场奇特的诉讼涉及了医学科学、道德、法律和人伦等相关方面的诸多问题，而借卵又是最新医学科学范畴，几无先例可循，法庭极为慎重，以长达两天的时间请原被告双方进行法庭辩论。
案件历时一个月，记者采访了该案的相关当事人，这个案子结局如何？能否真正尘埃落定？
主人家恩重如山，感恩戴德的小保姆甘愿借卵
2002年6月，17岁的余萍从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初中毕业，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电子工厂打工。一位同事见她老实本分，手脚勤快，就介绍她到一个熟人家当保姆。同事告诉她，这家人也是江西人，在上海开了一家厂，做水泥添加剂生意，家里有几百万资产，工资待遇比在厂里要好得多。余萍喜出望外，高兴地答应了。
这家主人是周志原和林雪梅夫妇。他们夫妻俩都在公司上班，家里只有周志原的母亲，因为中风行动有些不便，余萍的工作就是照顾老人，做做家务，每天晚上准备一餐晚饭，双方谈定，每月工资800元。
余萍在周家非常愉快，周家人并没有把她当做保姆，而是当成了家中的一员。平时吃饭的时候，他们总是让余萍上桌一起吃。林雪梅还鼓励余萍多看书多学习，学一些技能，将来也许用得上。
2002年8月，余萍接到家里的电话，说弟弟考上了中专，专业很不错，学汽车制造。可学费昂贵，家里变卖了所有的贵重物品，还差5000元。晚上，余萍鼓起勇气，把家里的事情告诉了周志原夫妇。她说：“叔叔阿姨能不能先借我一点钱，以后从我的工资里扣。”周志原听了，马上对妻子说：“你明天就去取5000元给小萍吧，孩子上学要紧啊。”
第二天一早，林雪梅特意让余萍陪着一起去取了钱，帮她办了汇款手续。余萍感激地说：“林姨，你们的恩情我一辈子也不会忘的。”
月底发工资的时候，林雪梅照常给了余萍800元。余萍说什么也不肯要：“阿姨，我说好了要还的。”林雪梅笑着说：“现在不着急，我们也不等这钱用，等你将来有了新的工作，挣了大钱，再还也不迟啊。”余萍接过钱，感动得泪如雨下。在周家的日子长了，余萍了解了周家更多的事情。周志原和林雪梅相爱至深，结婚后感情一直很好，但惟一的遗憾是，两人结婚至今，始终没有怀上孩子。他们夫妻眼看着已经年近40，想要个孩子的心情越来越急切。两个人四处求医问病，最后的诊断是林雪梅先天性卵巢发育欠缺，不能排卵，所以难以怀孕。为了要个孩子，他们夫妻俩几乎看遍了北京上海所有的大医院，求助了许多专家，但最终都没有成功。
2003年春节过后，余萍从江西老家回到上海。她发现，周志原和林雪梅经常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好像不认识她了。几天后，林雪梅的妹妹也来到上海。她每天晚上都跟林雪梅夫妇关在房里，小声地商量着。
一天，林雪梅和妹妹一起把余萍叫到书房里，她们郑重其事地说：“小萍，我们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请你帮忙。”
林雪梅的妹妹对余萍说，林雪梅看了许多医生，都说她已经无法生育。但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向别人借一个卵子，与精子进行交配后再置入腹内，经过十月怀胎生下孩子，她依然是孩子真正的母亲。他们商量了很久，觉得外面的人不知底细，不可靠。而余萍年轻健康，长相也不错，又知根知底，他们想请求余萍，让她捐出自己的卵子。
余萍惊呆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捐卵子是怎么回事？对自己将来结婚生育有没有影响？这些事她都一无所知。一时间她不知如何回答。
林雪梅的妹妹显然看出了余萍的顾虑，她不厌其烦地把捐卵的全部过程细细地讲了一遍。她拍着胸脯告诉余萍，这个手术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伤害，也不会影响将来她自己生儿育女。
余萍其实不想捐卵，这种事情对于她这个农村女孩子来说，闻所未闻，因而是十分可怕的。但想到周家夫妇对自己的恩情，她又觉得自己不能太自私。
第二天，余萍一出门，就看到了林雪梅期待的眼神。她突然觉得自己应该马上做出决定，于是，她壮起胆子对林雪梅说：“阿姨，我同意了。”林雪梅激动得一把抱住了她：“谢谢你，小萍。”
林雪梅和妹妹马上把余萍带到医院，为她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只是有一点轻微的妇科炎症。为了保证卵子的质量，医生建议她休养一阵子。
林雪梅和妹妹商量了一阵子，决定马上再去请一个保姆回来，照顾余萍的生活起居。林雪梅的妹妹留在周家，每天陪着余萍，给她讲生育科学常识，减轻她的心理负担。在林家姐妹的精心安排下，余萍的心情安定了许多。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她没有把这事告诉家人。
我是妈妈，割不断的血缘亲情总浓于水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余萍的身体状态非常好了。2003年4月，余萍在林雪梅和妹妹的陪同下到医院进行卵子采取手术。医生先给她注射激素，调整她的身体激素的分泌水平。然后，医生还要定期监测余萍的卵泡发育情况。注射激素后，余萍的卵子数量从每月只排一至两个，增加到一次排卵30个以上。13天后，经检查余萍排卵理想，医生决定进行取卵手术。尽管医生一再说这个手术很小，对身体也没有任何损害，但林雪梅还是让保姆买了一大堆好吃的东西，她自己还赶到商场，买了两大盒人参燕窝。
当天晚上，周志原和林雪梅夫妇就把一张3万元的存折交给了余萍。余萍嗫嚅着说：“阿姨，这钱太多了。而且你的手术还没有做，还不知道能不能行，我怎么能先拿钱呢？”林雪梅红着眼圈说：“小萍，不管我怀不怀得上，你都吃了苦，受了罪啊。”
不久，林雪梅也成功地接受了受精卵植入手术，经检查一切正常。怀孕三个月后，医生告诉林雪梅，只要不出现意外，这个孩子肯定可以健康成活。林雪梅夫妇对余萍感激万分，他们商议后决定，留下那个替代余萍的小保姆，让她分担余萍的家务。等孩子生下来后，余萍就专门负责带孩子。怀孕后的林雪梅不再到公司上班，在家里休息，保养胎儿。她鼓励余萍多读书，不懂的就问她。余萍也十分懂事，利用这段时间学会了电脑打字，还开始学习英语。
2003年12月，林雪梅生下了一个男孩。这时孩子尚不足月，但因为林雪梅是高龄产妇，又出现了羊水早破现象，医生只得提前进行剖腹产。所幸的是孩子十分健康，重达3.25公斤。
听说孩子出生的消息，余萍马上赶到医院。孩子因为早产，还在保温箱里放着，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余萍透过玻璃窗，看着孩子鲜红的小脸，竟不由自主地轻声哭泣起来。一位护士经过，见她哭了，看了看孩子说：“是这个孩子呀，难怪，他妈妈是高龄产妇，挺不容易的。你是孩子的小姨吧？”余萍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护士回到病房，对林雪梅说：“你们姐妹感情挺好的，你妹妹看着孩子高兴得哭了。”林雪梅听了，半晌没有说话。
几天后，孩子被抱回了家。周志原给孩子起名叫周灵，小名旦旦。余萍按照最初的安排，专门负责照顾婴儿。林雪梅身体虚弱，年龄也大了，几乎完全没有奶水。医生建议她干脆断掉奶水，进行人工喂养。但林雪梅说什么也不愿意，她每天都要坚持把孩子抱在怀里喂一个小时。一天，孩子从母亲的乳房里实在吮吸不出奶水，急得哇哇大哭。听着孩子的哭叫，余萍心痛莫名。她一边伸手去抱孩子，一边说：“你根本没有奶，就不要喂了，你看旦旦哭得多可怜。”
余萍把早已准备好的奶瓶放到了孩子的嘴边，孩子立刻不哭了。林雪梅在一旁看着这一切，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林雪梅担心地对丈夫说：“我怕日子长了，万一旦旦跟小萍的感情太好了，可不好办。”周志原恍然明白了什么，说：“这也是个问题，等孩子大一点再说吧。”
余萍全然不知道周家夫妻的想法，她把这个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宝贝。每天晚上，她守着孩子直到他睡着，自己才眯一下眼。孩子一有动静，她马上起来，换尿布，喂奶，把屎把尿。等孩子安然入睡后，她依偎着这个孩子，突然有了一种奇特的感觉。虽然这个孩子不是她生的，却跟她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密，毕竟他的身上流着自己的血啊。随着一天天跟孩子越来越亲密，余萍在下意识里已经把旦旦当成了自己的亲生骨肉。
2004年10月，旦旦已经10个月大了。一天，林雪梅委婉地对余萍说，她想把家里的那个保姆辞了：“保姆走了，你就还是负责家务吧，孩子也大了，让他跟着我就行了，你不用再管他了。”
余萍虽然心里有点不高兴，但还是同意了。晚上，累了一天的余萍正要带着旦旦睡觉，林雪梅过来抱起了旦旦：“孩子今天晚上跟我睡吧，他也大了，不用起夜喂奶。”余萍着急地说：“不行，他晚上还得起来吃奶呢。”林雪梅不高兴地说：“就算要起来喂他，我自己也能行，你就别管了。”
旦旦被抱走了，因为突然离开熟悉的人，孩子不习惯，哭叫着不肯让林雪梅抱，孩子哭得声嘶力竭，余萍心如刀割。
那一夜，余萍听着孩子几乎整夜不停的哭声，自己也是一夜未眠，眼泪把枕头都湿透了。
终身难愈，那份告也告不赢的“夺子之痛”
从那以后，林雪梅尽量不让余萍跟孩子近距离接触。余萍每天要做家务，本来也没有多少时间。有时候闲下来，她本能地想抱抱孩子，林雪梅马上会安排她去做别的事情。
2004年12月，旦旦满周岁了。余萍花了200多元买了一个可爱的大棕熊送给旦旦，但林雪梅接过棕熊后，立刻就把它扔到一边说：“不能让孩子玩这样的东西，谁知道这里头装的是什么填充物，弄不好孩子会生病的。”
听着这话，余萍的心像刀割般地疼。她终于知道，林雪梅不是不喜欢棕熊，而是不喜欢她这个人，她是怕自己会跟她这个母亲争夺孩子的感情。
晚上余萍边流泪边思考着，要不要离开周家，另找工作。但左思右想，她惟一舍不得的就是旦旦。从内心深处，她早已把自己当成了旦旦的母亲，她觉得她不能离开旦旦，否则的话，她的生命毫无意义。
尽管林雪梅还是不允许她接近旦旦，但余萍坚持留在周家。对于她来说，只要每天能见到旦旦，看到他快乐无忧地成长，她也就心满意足了。
2005年春节，余萍回江西老家过年。初五过后，余萍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上海。可过了两天后，林雪梅把她叫到屋里，半是愧疚半是坚定地说：“小萍，我们想请你离开这个家。”余萍惊呆了：“为什么啊？”林雪梅有些伤心地说：“我原来以为你不会把旦旦看得太重，可我错了，这孩子身上毕竟流着你的血，你对他有感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将来怎么办？孩子大了怎么办？我们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的来历吧？所以，我跟你叔叔商量了，只能委屈你，请你走吧。你离开旦旦，开始新的生活，我们也可以平静地养大这个孩子。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会再给你一笔钱，还可以给你介绍一份工作。”
余萍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她痛哭起来：“阿姨，请你让我留下吧，我不能没有旦旦呀。就让旦旦有两个妈，两个妈都疼他爱他，有什么不好呢？”
林雪梅斩钉截铁地说：“你太天真了，这是不可能的！”任凭余萍如何哀求，林雪梅丝毫不肯松口。最后林雪梅也哭成了泪人，一个劲地表示对不起余萍，但她依然坚决地说：“你必须离开，旦旦只有一个妈妈，就是我！”
2005年3月，余萍离开了周家。临走时，林雪梅执意要给她2万元现金，余萍坚决不要，她觉得自己如果要了这笔钱就意味着永远见不到旦旦了。余萍也拒绝了林雪梅给她介绍的工作，她不愿意再受周家人的恩惠。余萍来到初到上海时打工的那家电子工厂，恰好这里还需要工人，又有相熟的老乡介绍，她就在这里安顿了下来。她从周家走时，偷偷地带走了一张旦旦满周岁时的照片。
余萍起初以为，离开了旦旦，会渐渐地忘记他。但她发现，这份思念随着时间的推移竟越来越深。晚上，姐妹们都睡着了，她就偷偷地跑到厂区昏暗的路灯下，看着旦旦满周岁时的照片，泣不成声。
2005年五一长假，厂里放了三天假，余萍急忙赶到周志原家，想看看旦旦。一路上，她一直在流泪。她觉得自己像是个真正的母亲，对孩子的思念让她痛不欲生。
余萍从浦东辗转赶到周家，不料周家早已搬了家，她问了邻居周家搬家的时间，竟然就是她离开周家的第二天。如此说来，周家人是早就计划好了，目的就是想要摆脱她。
回到厂里，余萍再也忍受不住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病倒在床。她几天几夜水米不进，最后虚弱得站都站不起来了。同厂的姐妹们见她病得不轻，请示了工长，带她到医院看病。在姐妹们无微不至的关照下，余萍渐渐恢复了健康。她把自己的遭遇向姐妹们和盘托出，请求大家帮她想办法，她说：“只要能经常见到旦旦，我就是死也心甘情愿。”
姐妹们陪她一起找到了周志原的工厂，周志原见到她们，十分吃惊。但他还是表示，他希望平静安宁地把旦旦抚养长大，不想让孩子承受不必要的痛苦和麻烦，请余萍谅解。无论余萍如何请求，他都不肯透露家的新住址。
回到厂里，姐妹们给余萍出主意，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2005年7月，余萍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她捐卵者身份，同意要求以母亲的身份获得探望孩子的权利。2005年8月18日，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余萍的律师当庭指出，因为一般在取卵前必须用激素来刺激供卵者超量排卵，这就需要使用一个长达2厘米的探头进入体内，会破坏捐卵者的处女膜，因此，未婚女性捐卵会对身体造成伤害。而滥用排卵促卵药物还会使女性过早停经，给卵巢带来危害和病变，并使癌变率上升。我国法律规定，捐卵者必须是自愿而为的人道主义行为，寻卵方应该将这些潜在的危害和风险告知捐卵者，而被告并没有这样做，是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而作为捐卵者，原告亦是孩子的生母之一，应当视同亲生母亲。虽然不拥有法律监护权，但应该具有探视权。请求法庭准许原告定时探望孩子。
被告律师则称，在捐卵前，原告是充分地了解了捐卵的一切后果，她的捐卵行为完全是自愿的。只是由于孩子出生后，原告突然意识到自己与孩子之间的亲缘关系，才改变想法的。从法律角度而言，被告对孩子拥有完全的监护权，也就排除了他人对孩子的任何权利。被告还辩称，原告在捐卵后，曾接受被告给予的3万元现金，应当视同出卖卵子，而不是捐卵。而这种出卖行为在钱货两讫之后已经终止，原告没有权利对这个孩子提出任何权利。
由于余萍与周志原、林雪梅夫妇之间并没有就借卵签订任何法律文书，法庭对于此类案件还是第一次涉及，而我国法律对于借卵或捐卵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所以法官主张人道主义调解。当天开庭后，法庭没有宣判。
针对此案，记者采访了诸多相关法律界和社会学界专家。北京市一位资深律师说：“双方如果要借卵，一定要通过律师，采取互盲形式签订法律合约。国家对于买卖、公开征集精子、卵子是明令禁止的，采用这种征求方式获得卵子的行为是违法的。”
而北京大学社会学一位教授则说：“现在借卵生子的事还不是很多，如果因为不能怀孕而向他人借卵，双方一定要采用互盲方式。否则今后很有可能带来伦理、财产继承权方面的诸多纠纷。”
[补记]发稿前，记者获知，余萍和周志原、林雪梅夫妇接受了法庭的调解。周志原、林雪梅一次性付给余萍5万元现金，双方终止“借卵”关系。余萍不得再以母亲身份请求权利，也不得再打扰周志原夫妇和孩子的正常生活。余萍打电话给记者时，泣不成声。她说，她可以不去看孩子，但这个孩子将是她心底里永远的疼痛和珍藏。她劝告那些正在或是想要“借卵”的女子，一定要深思熟虑，因为借出卵子也许只是一时之痛，而丧失亲情与血缘之爱，那份痛苦肯定是终身不愈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