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广东省江门恩平市发生了一起特大恶性凶杀案。案发数分钟，接警的两名警员赶到现场，在与凶犯对峙时，苦于手无寸铁，民警返回派出所取枪、求援。在这个过程中，凶手再次行凶，终致一家4口人分别被凶手两次砍伤致死。（民主与法制时报5月22日）

　　毫无疑问，这是一起失败的处警事件。在犯罪嫌疑人持刀行凶、危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形下，警方未能完成制止犯罪行为、保护群众安全的法定职责。为此，受害人家属准备起诉广东省恩平市公安局，并要求给予赔偿，也在情理之中。

　　综观此案中的警方表现，110在接报警后能够立即指派当地派出所出警，派出所民警也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并着手制止犯罪。只不过，面对手持凶器、穷凶极恶的歹徒，两民警手无寸铁，从而选择了退却，并返回派出所取枪。十几分钟后，民警们重返现场，但惨剧已无可挽回。对此，我们有理由谴责两位民警的胆怯与无能。但在法律上，除非有充分的根据，能够论证两位民警除了选择殊死搏斗，而不能别有选择，否则，能否认定警方系“不作为”，在法律上仍有许多可商榷之处。

　　但无论如何，如此糟糕的表现仍足以让警方蒙羞。由此，让人联想起去年9月河北省河间市发生的一起犯罪嫌疑人追打警车事件，二者几乎如出一辙，都与民警处警时没带枪支有关。以往，我们总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基层装备不足、枪支管理太严。但从这起“取枪事件”看，派出所显然是配备了枪支的。而且，根据公安部《110处警工作规则》之规定，此时民警处警携带枪支，不仅合理而且应当。因为，在110接到报警时，报案人已明确告知警方“梁瑞辉拿刀砍人”了。再联系到近年来频频发生的袭警事件，可以看出，一线执法民警所缺乏的往往并非枪支和制度，而是带枪、用枪的意识和能力。

　　不仅如此，“取枪事件”还暴露出公安机关快速反应能力的软肋。根据公安部《110处警工作规则》，两名民警在力量悬殊、无法控制事态的情形下，“应当立即将案（事）件情况报告110报警服务台。110报警服务台应当按照工作预案，迅速调集、指挥有关警种、部门赶赴现场增援或者进行布控查缉”，而并非耗费十几分钟去“返回取枪”。再如上述提到的河北省河间市嫌犯追打警车事件，也暴露出同样的问题。如果能在案发之初，警方能够迅速调集警力予以增援，并在第一时间内组织力量予以反击和围捕，则两起案件都可能是一场漂亮仗。

　　另外，根据5月16日公安部新闻发布会的介绍，我国杀人案件中有60％是因为婚姻问题、邻里纠纷、宅基地纠纷、酒桌上吵架等引起的。因而，相当多的命案均属突发性、激情性犯罪，对付这类犯罪，立足于事前预防和及时制止，才是上策。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求处警民警机智勇敢、技能高超外，更需要建立一种由110主导的指挥统一、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快速应急机制作为保障。 “取枪实践”则表明，在“命案必防”上，公安机关仍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