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岭居住着大约五万名外来大学毕业生，如今他们正面临着搬迁的抉择。

“我们拒绝被关注，社会关注不仅帮不了我们任何忙，还毁了我们的家园”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英发自北京 汽车在不经意时转了一个弯，林立的高楼不见了，一条狭窄且扬满尘土的公路通向了一个略显脏乱的村子——唐家岭。这里居住着3000多本地村民和大约5万“高学历低收入”的外来大学毕业生群体，后者也就是所谓的“蚁族”群体。

最初传出唐家岭将要拆迁的消息是在去年底。现在，北京市规划委已经通过整治改造规划方案，离开这里似乎是迟早的事。

3月21日是星期天。除了中街路边一长队挂着“货运出租”招牌的汽车，唐家岭的一切看起来与往日并无不同。

“听说唐家岭要拆迁了，我想最近一定有大量的人要搬家，所以一大早就赶过来。”在路边等待生意的司机赵师傅告诉本报记者，虽然时不时有人上前来询问，但他到下午也只跑了两趟车。

由于生意不佳，一些司机三三两两坐在地上打起了牌。

其实，很多“蚁族”还在搬与不搬的选择之间逡巡，毕竟没有明确的搬迁截止时间公布。“以前总觉得唐家岭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现在大家都开始留恋唐家岭了。”唐家岭租客杨春告诉本报记者。

类似的情绪正在唐家岭蔓延。

是谁毁了我们宁静的生活？

夜幕慢慢低垂下来，公交车站仍然拥挤着庞大的人群，这里被认为是唐家岭最浪漫的地方——如果你看上哪位姑娘想追求，就在她上车时在她背后推一把，她肯定很感激你。大概是周末的缘故，今天在等车的人多了些闲适，少了份焦急。

此时唐家岭的主街道上，熙熙攘攘，两侧的餐馆几乎都挤满了人。

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一对青年情侣从车上下来，说说笑笑地进入一条狭窄的胡同，转眼就消失在一片漆黑中。

据媒体报道，按照北京市规划委的整改规划，村里村民将采用原址回迁的安置方法，对于外来人口，考虑到比较集中的实际情况，将“建设一些公共租赁房，以合理的价格出租给外来人口”。

“搬回来？怎么可能回得来？唐家岭以后要盖那种带独立卫生间的房子，貌似城里合租的那些有钱人也会赶过来租住，这里生活便利，交通方便，我们要花原来的房租，只能往更远的地方搬，如果想搬回原地，就要提高房租。”杨春担心，还迁后这里的生活成本肯定要上涨。

在一个有关唐家岭的网络论坛里，记者看到最新的帖子几乎都与拆迁有关，有人满腹牢骚：“连贫民窟都不让住，让不让人活了。”有人在发表临别感言：“唐家岭——离别！”还有人似乎抱着留下来的一线希望：“唐家岭到底拆不拆啊？”“房东说，唐家岭不好拆……”

无疑，拆是笃定的。这里距离中关村软件园只有一路之隔，在一个超级都市的城市化扩张中，唐家岭首当其冲。可是，谈到“到底 是谁毁了我们宁静的生活？”这个话题时，租客们还是免不了把怨气撒在“过分的社会关注”上。甚至有人说：“我们拒绝被关注，社会关注不仅帮不了我们任何忙，还毁了我们的家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唐家岭和很多城乡结合部的聚居区一样，根本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它和大学脱离了干系，又没有中产阶级社区里常见的业主维权与婚变情杀，且缺乏众多不明真相的县城群众，于是常年与社会新闻无关。

直到去年，一本《蚁族》的书籍将生活在这里的人推到了聚光灯下。之后是各路媒体记者的涌入和连篇累牍的报道。在今年两会期间，一曲《蚁族之歌》，更是让前去探访的三位全国政协委员潸然泪下。

在外界看来，变了，这里一切都变了。

“不要把你的相机拿出来”

周伟已经在唐家岭住了四五年，算是名副其实的唐家岭“老人”了。

“现在全世界都以为我们住在垃圾危房里，其实不完全是这样。”一边说，周伟一边带着本报记者去唐家岭著名的“董家大院”。之所以著名，只因为住在董家大院的人有免费班车可以到城铁站。

在路上，周伟极力展示着唐家岭便利繁荣的一面，吃喝用度一应俱全，还比外面便宜很多。“如果村里治安能管制一下交通，维持一下秩序。如果街面再干净些，垃圾都放在垃圾箱里的话，兴许这里不会成为关注重点。”

约摸走了十分钟，就到了大院。名为大院，其实只是一幢高楼，像极了大学里的学生宿舍。隔着楼的门厅玻璃向里看，拐弯处的墙上写着“超市”，要想走进楼里，必须刷门卡。环顾四周，周围有不少这样的楼。“这里的房间都带厨房和独立卫生间，房租从五百到八百不等。”周伟说，这个价格，在唐家岭已经称得上“高档”了。

看到记者准备拿出相机拍照，周伟连忙用手按住了记者的手，然后压低声音说，“不要把你的相机拿出来，现在村里人很反感记者。”

“我觉得现在蚁族和唐家岭已经被妖魔化了。”周伟说：“此前还有很多外国记者带着翻译大老远地跑来采访。”

让他感觉十分受伤害的是几天前亲眼目睹的一幕：一辆旅游大巴停在了唐家岭北站，从车上下来一群人，带头的导游小姐操着南方口音说：“大家看看这就是中国最大的‘蚁族’聚居地唐家岭，在这里你们可以感受一下蚁族的生存环境，与蚁族近距离接触，揭开蚁族的神秘面纱，等下大家可以看看这里的蚁族人，不过大家不要都盯着每一个蚁族看，这样会吓坏他们的。大家有十分钟拍照留念的时间。”

“像参观动物园一样。”周伟说。他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媒体，“不是吗？媒体有了新闻素材，可我们的家园却被他们毁了。有些记者甚至专选下雪的天，最泥泞的路，最破的地方来报道。”

与此同时，《蚁族》的作者廉思在接受采访时，也表达了同样的困惑：“对于蚁族所遇到的困难，我真的无能为力。当我这样想时，我开始怀疑：我做的一切有什么意义？唐家岭的村民因为没有了瓦片收入而对我恨之入骨，蚁族因为不得不搬迁而对我怨声载道，我确实陷入痛苦无法自拔。而对于蚁族来讲，他们真正的境况能否得到改变呢？”

人生从蚁族开始

“我们不需要廉价的同情，我们都是有理想能吃苦的年轻人。”对于社会的持续关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的眼泪，一些唐家岭人并不领情。

在杨春看来，唐家岭不乏能人，有人住在这里是因为喜欢这里的氛围——有人气、有朝气，生活便利。

一位曾住在唐家岭的软件工程师也告诉记者，他喜欢这里，一个人住挺孤独，和同学合租在此就像是大学生活的延续，后来搬走是因为租户越来越多，挤车太头痛。

但更多的年轻人则把唐家岭的生活当作自己人生的一个起步阶段。一位叫“春天来了”的网友在论坛中说：“谁刚毕业就能找到五千一万的工作呀，这不都得靠慢慢积累么。开始是很困难，过一段时间，经验足了，生活也会随之改变的。不是有不少人四五年之后通过努力离开唐家岭了么。”

为了将来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在生活成本高昂的北京，唐家岭就像是一个“中转站”，经济承受能力暂时有限的人们在这里可以相对轻松地获取一切生活必需品，这也是唐家岭能“自然地”吸纳数万外来人口的主要原因。

唐家岭的租户成份并不单一，有的毕业于名牌院校，但更多的则来自地方院校和民办高校。有的是外资企业的白领，有的完全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更多的从事保险推销、餐饮服务、广告营销、电子器材销售等低收入工作。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奋斗！

25岁的林晓峰在北京一家民办高校毕业后，在海龙找了一份卖电脑的工作。他告诉本报记者，“民办高校为农村那些未能考入大学的人提供了一个进城打工的渠道。外人看我们很苦，但其实我自己并不觉得有多艰苦。”

如今，林晓峰的父母和他一起住在唐家岭，父母在附近找了一份看自行车的工作，加起来有两千的收入。“我们租在一个院子里，家乡很多人都羡慕我们呢。”

“居住环境差，工作不好找，这都是事实，但我们与‘非蚁族’有着明显的不同：我们孤独的奋斗，没有任何依靠。比如，一些人不比我们强，只因为是北京人，只因为家里有社会资源，就变得和我们不一样了。社会对我们的同情可能更多地寄托了他们对高房价以及不公社会现实的不满。”从杨春的语气中，能听到些许抱怨。

不过，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社会的眼泪与同情，而是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关注又能怎么样？能帮我找一份钱多的工作？什么都不能。要想获得未来，还得依靠自己。”（应采访对象要求，杨春为化名）